知识产权对社会的价值
“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作为国家核心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其重要地位更加凸显。知识产权是企业或个人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的创造性智力成果，更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当前国家之间的竞争，表面看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的竞争，实际上更是技术实力、文化实力等软实力的竞争，知识产权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知识产权为促进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为国际经济技术贸易和文化艺术的交流提供了法律准则，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知识产权制度赋予权利人对智力成果和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极大地增强了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智力成果和知识产品的主动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从而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大力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必须，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国际视野看，科学、技术、艺术、文化是没有国界的，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和智力成果具有流动性，它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在国际间沟通交流。尤其是在信息时代，随着国际互联网、物联网的出现，通讯事业日益发达，商品流通更加便捷，知识产权的传播也就更加频繁，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正由于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大都制定了本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国际社会也制定了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公约，用以鼓励人们创新，保护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的区分
在知识产权法学界上，知识产权对象与客体之间区分的观点最早由刘春田教授提出，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基于对知识产权的对象的控制、利用和支配行为而产生的利益关系或社会关系，它是法律所保护的内容——客体是法律关系的要素之一。客体是抽象的、理性的范畴，是利益关系即社会关系，是第二性的。”在2009年出版的《知识产权法》一书中，刘春田教授认为：“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指在对象上所施加的、能够产生一定利益关系的行为。”“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是具体的、感性的、客观的范畴，相对于客体，也就是对对象所施加的行为而言，是第一性的事物，是权利客体发生的客观基础和前提”。因此，不管是“利益关系说”，还是“行为说”，都必须区分知识产权对象与客体。对于知识产权对象和客体的区分，郑成思教授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认为这种区分混淆了权利内容与权利客体，近乎文字游戏。学界中持赞成意见也很少。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对于什么叫知识产权对象，本身就有着太多的分歧。存在着无形财产说、智力成果说、符号说、信息说等多种观点，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难以进1步研究知识产权对象与客体的区分问题。第二，在民法学领域中，对于民事权利客体是什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通说也是认为民事权利客体就是法律上得为支配的对象。因此，知识产权对象、客体的区分很难从民法学中直接获得理论支持。第三，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意义方面的论述似乎尚不够充分。为何要作这样的区分？这种区分对于知识产权法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是什么？这种区分的意义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法领域，还是对整个民法理论和实践均有借鉴意义？这些都是区分知识产权对象和客体时必须大力论证的部分。因此，研究知识产权对象、客体的区分，应当注意以下三点：首先，必须清晰地界定知识产权对象、客体的概念，指出两者之间的联络和区别；其次，区分权利对象和客体，无疑是在民事权利逻辑结构中引入客体这样一种新要素。权利客体概念既不能与既有的法律关系理论相抵牾，也不能与利益（权利目的）、权能（权利内容）、对象等既有的权利要素乃至权利本身重合，否则，这种区分将毫无意义，纯粹是一种文字游戏；再次，必须充分地论证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的意义对整个民法体系的意义。我们将知识产权对象界定为“知识”，将知识产权客体界定为“知识功能”，进而探讨对象、客体区分对包含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整个民法体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