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商标的起源
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正处于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及低端道路（王缉慈，２００４；倪鹏飞，２００５）的水平聚集状态。这些集群突出的优势是低成本优势（ＬｉｕａｎｄＧｕ，２００７），即以低成本生产要素为支撑的竞争优势。它们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业规模小，专业化层次低，产业链不完善，熟练技术工人缺乏，技术水平低，仿制现象突出，金融担保体系和公益性产品开发信息服务等配套设施不完善，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较短（牟绍波，２００７），恶性竞争严重（许庆明，２００３），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附加值的位置，甚至有些集群呈现衰退迹象。从营销角度看，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内企业自主商标少，大多采用贴牌方式为国际著名企业生产产品。同样一种产品，贴上国际著名商标后市场价格上升５～１０倍，而我们只赚少得可怜的制造费。同时，国际代理渠道受别人控制，赢利空间只占国际分工的３％左右（赵平、陈荣和苏淞，２００６）。国内学者1个重要的论调是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商标来解决我国产业集群面临的问题。夏曾玉和谢健（２００３）基于温州集群现象提出了发展集群商标的必要性：①我国以小微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居多，而小微企业单独创建国际商标的难度大、时间长、成功的概率小；②小微企业因地理聚集而产生成本协同优势和创新协同优势，进而产生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③小微企业共享集群商标可导致别人效用增加或成本减少，引发集群商标“搭载效应”；④小微企业合理的分工和协作，通过集体作战而产生“１＋１＞２”的效果；⑤优势企业较全面的信息识别和风险判断能力带领弱小企业实施名牌战略；⑥政府积极的多样化服务为集群商标建设提供了保障；⑦行业协会依法维权和协调管理，强化了质量监督和管理，抵制了低价竞销短期行为。在此能够看到，我国学者倡导的集群商标，其理论基础是产业集群理论框架中的集体效率（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理论。以Ｂｒｕｓｃｏ（１９９０）为代表的政府主体观认为，当集群成长到一定规模告别自发生成阶段后，政府或行业协会的干预是推进集群进1步发展的关键，重心是向集群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基于此，我国部分学者强调对产业集群进行必要的干预，充分发挥正外部性并有效规避负外部性，保证集群持续健康发展。直观看到的中国产业集群所呈现的问题实质上是集群升级力度不够而引发的。根据Ｂｒｕｓｃｏ（１９９０）的两阶段理论，我国产业集群大多告别了自发生成阶段而进入了必须政府积极干预的成长阶段。而在这个阶段，集群内部的联合行动对推进集群升级存在积极的作用，其中具有公共产品特性的集群商标最容易为联合行动创造1个彼此利益联络和捆绑的平台，于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者提出了产业集群商标。
产业集群商标的三种类型
关于集群商标的类型，李大垒和仲伟周（２００８）根据集群商标和公司商标的相对知名度把集群商标区划为两种类别：一种是覆盖型集群商标，即集群内部在市场上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单个企业名牌，大多数企业以贴牌的形式存在，集群商标在市场上知名度较高，如景德镇瓷器和大朗毛织；另一种是依托型集群商标，即产业集群依托数家知名企业而形成的集群商标，企业个体商标和集群整体商标均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温州皮鞋（内部有红蜻蜓、奥康）和义乌袜业（内部有浪莎、梦娜）。但这种分类方式遗漏了集群商标和公司商标都非常弱，以及集群商标知名度低和公司商标知名度高这两种情形，存在着不能涵盖全部客观事实的明显缺陷。此外，此种区划方式针对同一集群商标由于受不同消费群体的影响容易陷入不同分类结果的尴尬境地。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该方法与集群分类理论联络较少，忽视了产业集群的类型和特征。成熟的产业集群分类理论为识别集群特征带来了便利。我国学者站在某个时点基于当时的集群特征对集群进行了区划，但随着集群的演变，原有的区划标准已不合时宜。有些学者用极其晦涩的方式命名集群类别（如飞地），把本不应该是集群的也划归到集群类别里，甚至同一研究者先后几年时间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划标准和区划结果。这些区划标准缺乏规范的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相互认可的程度较低。相比而言，西方学者的区划就要严肃得多。ＫｎｏｒｒｉｎｇａａｎｄＭｅｙｅｒ－Ｓｔａｍｅｒ（１９９８）在Ｍａｒｋｕｓｅｎ（１９９６）集群分类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集群特征，从发展轨迹和政府干预角度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区划为3个类别，即意大利式（Ｉｔａｌｉａｎａｔｅ）、卫星式（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和轮轴式（ｈｕｂ－ａｎｄ－ｓｐｏｋｅ）。此种区划方式得到了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可，引用率比较高。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１９９５）从商品链角度把产业集群区划为生产者驱动（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ｄｒｉｖｅｎ）和购买者驱动（ｂｕｙｅｒ－ｄｒｉｖｅｎ）两种类型；ＭｃＣ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２）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将产业集群区划为纯集聚体（ｐｕｒｅ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产业综合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和社会关系网络（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三种类型。诸如此类的区划方式，各有长处，难分仲伯。中国是1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处于转型和提升阶段，ＫｎｏｒｒｉｎｇａａｎｄＭｅｙｅｒ－Ｓｔａｍｅｒ（１９９８）的区划标准体现了产业集群外部导向的发展使命和治理结构，界定了政府在不同集群发展轨迹中的角色，对现阶段我国政府制定集群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小编依据他们的区划标准识别中国产业集群所呈现的主要形态和关键特征。